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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民的博客

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

 
 
 

日志

 
 
关于我

1954年,欧洲相貌的我出生在北京的一条元代胡同里,在这里度过了幸福的童年。我戴过红领巾,喜欢跳舞,还是学校里的兵兵球冠军。1976年春天,当整个中国大地还在黑夜中呻吟时,我和家人乘着火车来到了可以自由呼吸的法国,但不久后我又是那么苦苦地想念我的美丽的古城,想念着经历了太多灾难的祖国,时时希望她能好起来。1990年,我抱着两个女儿回到了北京,沉浸在做母亲的温柔乡里,放心地走在由上千年的故事筑成的胡同走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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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中华建筑报》文章:经租房,至今未解决的社会问题  

2012-06-21 20:58: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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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租房 ,至今未解决的社会问题

《中华建筑报》2012年6月19日

http://news.idoican.com.cn/zhjzb/html/2012-06/19/content_4114450.htm?div=-1

·   北京的四合院住宅并非在最初就是以多家搭建的样貌出现,其作为传统居住形制之一种,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但是这些四合院建筑经由明、清、民国到今日,在家国动荡中已经在不断变化。尤其在近年,因房产权益在社会运动中被侵蚀,建筑形态也因社会对个人所有权的认识的变化而变。根据相关文件的内容显示,经租房,顾名思义,“即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的私人房产。纵观历史,经租行为一直按照政府文件执行,政府对私有住宅的管理行为并不影响房屋产权关系,而从社会主义改造中延伸出来的“私房改造”概念与法律并非置于同一话语体系内。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不仅关涉那些被侵权的房产主,也呈现出政府对于私有财产持有的态度和立场。本文借由三段往事书写出这一历史的过往,仅作历史的注脚。

邵香珠家,住着16户陌生居民的私宅

居住在张自忠路横街的邵香珠女士在66年前出生在横街某一四合院的南厢房,对这一出生和长大的四合院有着很深的感情。在见面后,邵香珠女士向笔者回忆年幼时该街巷的旧貌时眼神中偶尔闪烁出回忆的明亮,“这里以前是一条商业街,除了我们家和另一家的四合院,其他都是商业店铺。”但是今天这里已经难以看到市井巷间的繁荣景象,而是一排排经过改建和维修后的混凝土建筑表皮。

这一四合院建筑占地面积约为417平方米,包括29间房间和中间庭院。邵香珠女士向笔者回忆了她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购买这一住宅的经历:她的父亲在年轻时从乡村随军队进入城市,在解放前夕,因一位朋友好赌玩乐,频频向其父借钱,后因无力归还便以60担小米为约将这一四合院房产转手卖给了邵香珠的父亲,“当时因为没有钱,我妈妈基本当掉了所有首饰攒出了这些小米换了这座房子,”邵香珠回忆说。随后,他们一直生活在这座宅院里。

在1949年左右,因大批军队进入北京,邵香珠一家将其宅院腾出为让海军参谋部工作人员居住,而转而住在亲属家中。1957年,军队集体迁往公主坟地区,邵香珠一家与其亲属多人回到自家宅院共同居住。1958年因私房改造运动的起动,邵香珠一家与其他拥有私有四合院的房产者一样,被召集开会,要求其把已经出租的私人房屋交给政府管理,或还没有出租的一些房屋租出去,然后也同样交给政府管理,并与政府分享房租。“房主签订的是经租协议,并不是产权转移手续,因此产权始终还在原房主手中。签订租赁协议的过程根本不是自愿的。经租申请书是房管部门事先印制好的,并不是房主自愿写的申请书。”邵香珠女士对此陈述道。自签署经租表格后,邵香珠一家的四合院部分租赁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其宿舍使用,并每月至银行领取自己的部分房租:49.15元。在其时,所有经租房的房租按照20%到40%的额度由政府根据房产者其时的生活水平交还房产者。大部分房产主都会获得这种相应的房租金,但针对住宅的房租收缴和住宅管理等事项实际上已由国家控制。

在“文革”中,房产主在强迫情况下交出了其房产证,至今大部分拥有四合院的房产者都未再看到这一证件。随后,邵香珠一家被赶出其宅并停止领取房租金,回到河南乡村,在乡村生活十几年后,于1982年回到北京。

今日,邵香珠女士的父亲已经作古,其父在去世前属意其将此事追究到底,于是邵香珠女士在退休后便将大部分时间投入了进去。“我的父亲一直到暮年坚持这座四合院是他的私产,并深有遗憾。”她为此准备了大批材料,坚持每周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周旋。这座占地400多平方米的住宅群落目前居住有17户人家,虽然所有其他住户均了解房子的产权真相,但依然擅自将房屋进行多次转租,而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因经租房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而搭建密集的四合院中。邵香珠的私家宅院中住着不认识的16户邻居,不断的扩建已经使他们一家居住的空间越来越小,私有房主权利受到极大侵犯。

张积年家,由国家保存的私人房产证

根据资料显示,自1958年始,我国城镇的经租房产涉及约62万户业主,住宅面积达到1亿平方米,所有私人出租房屋若超过一定面积,如北京为15间或面积超过225平方米(各城市不一样),都被纳入经租。其中也包括张积年一家。张积年,原国有服装厂厂长,在退休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基本上在为经租房问题奔波。从最初的学习法律、政策,到今天对历史和资料的熟稔,他已经不单纯为上访者,还逐渐地偶尔变为代理人,协助其他业主间接为经租问题诉讼(以要求信息公开为主,因直接的经租诉讼被法院拒绝受理)。其外婆和亲属共五位房产者名下的两处祖宅位于安定门内197号和前门45号(新门牌),其中,安定门区域的祖宅被东城区房地中心租赁给了个人,“现在这座宅院作为旅馆以36个房间分布经营,而在获利后由个人与房管局协商再分配。”张积年解释这一房产目前的情况。张积年的祖辈在解放前购买的这两处住宅,作为养老使用,与其他经租房一样,都因为经租的历史而被他人使用并侵占。

张积年先生不认为祖宅与公司或者工厂一样具有当时的意识形态所认定的剥削性,“私宅作为生活资料,是通过劳动换得的。在民国时期并没有养老保险这一制度,而当时购买房产并不奇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多买一点房产,通过此举以养老,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很正常的社会行为。”

“1956年前,对私宅的保护还是做得很好的,但是从1958年后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便错误扩张到了私有房产领域。”张积年先生说。在1955年,北京市私有房产占北京房产总额半数以上,上海达到66%,但大多数城市的居民生活环境相对比较差,根据官方资料显示,上海约有100余万市民居住在棚屋中,拥挤局促。而租赁市场也相对欠成熟。1958年,《北京市私有房屋管理方法》第十八条为“为使房屋得到充分利用,房主应该将可供住用的空闲房屋出租。如无正当理由而闲置不出租时,房地产管理机关可以劝令出租。必要时,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强制出租。”从这一文件中可以看到,对于拥有私宅的房产主而言,这些房屋的租赁具有一定强制性。在“文革”开始后,其房屋在经租时获得的月租76.68元在“文革”时停止,而两处经租房产证也同时交给了政府,张积年先生出示的房产证交付收据上显示“此据要求保存,接洽时用”。“当时如果不交房产证,就可能有生命危险。我的外婆因为有两处房产,胸前挂牌在街巷中清扫街道。”张积年回忆其外婆的经历时说道。

从1982年至1989年,针对经租房的政策倾向性一直在微妙变化。一直到1989年,相关文件明示,“目前依然维持现状”。在1992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中写明,经租房问题“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由此,有经租房问题的房产主的上访之路被开启,法律问题被交由政府部门解决。而大多数房产者在这个过程中与相关政府部门的沟通基本被婉拒或被搁置。我们应该明确,行政行为与法律行为具有不同社会属性和功能,并不可彼此替代。

一直以来,张积年始终在慢慢追寻政策的变化空间,希望政府能够公开相关信息。而这是有经租房问题的大部分房产者都在积极参与的方向。“将市民的私人房屋收走,并发布相关保密文件是可笑的。”张积年先生称。

目前,张积年与其母共同居住在其父的宿舍中。

华新民家,已“被消失”的中西风格宅院

“民国时,一部分人离开大陆,住宅门锁后就远走海外,但是房产关系并没有更改,这些叫做“代管产”。华新民对这段历史非常熟悉,“另外大部分房主,没有走的,可以在1949年后,将民国时的房地契拿到地证局换取一张新的房地产所有证,政权变化并没有影响一般市民的私有房产。私有房地的民间交易也一直进行到1966年文革前。”

华新民女士在1954年出生于北京,其父为近代中国建筑大师华揽洪先生,其祖父为土木工程界先驱华南圭先生。她在年幼时即居住在北京自家私宅中,这是位于无量大人胡同(今红星胡同)一处融合着中西风格的宅院,建于上世纪之初,属其祖父和父亲的房产,也作为其年少的回忆承载着时光。但是这座宅院已被拆毁。

在文革结束后,部分房屋被归还或者以转换其他房产的方式被返还,同时其原有土地产权也并未改变。“很多拥有四合院的房产者都是当时的精英群体,这些人曾经为社会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经租房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

“目前政府出台的文件常常与法律无关,”华新民女士对政府管理事务的方法很不认同。对于社会运动的反思已经改变了人们对很多事物的态度,但这一具体历史问题依然被搁置未决。经租房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体现了政府对于私有房产不明朗的态度,1982年的《城乡建环境保护部转发的<关于进一步抓好落实私房政策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写有“……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可明确宣布属于国家所有。”但是,1983年的《中共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党组关于全国城镇落实私房政策问题的报告》中写道,“对处理私房改造遗留问题也有一些政策需要明确:一是按规定纳入改造的房屋要不要宣布已属于国家所有?……”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政府内部在就这一问题的解决处理上其时存在内部分歧,而政府意志对公民个人所有权的影响和在管理权限上的渗透是深刻而惊人的。在此之后,从1997年开始,政府又出文件要求清退广东华侨的经租房,且在2006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被引为尊重华侨私有财产的实例,形成了典型的“一国两制”的局面。

另外,华新民女士认为,1982年以前的城镇私人土地,也从没有在实际中被1982年的新宪法“国有化”过。“土地所有权和房屋所有权不可能分开,如果抵押土地,就意味着其上的房屋也被抵押,反之亦然。这既是一个常识,在此地银行做担保时也是这么体现的。”而这一土地概念分化的意向也成为房屋拆迁的伏笔。“在上世纪90年代后,虽然《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已经规定得很明确,但房产商在售卖房屋时却经常将土地权与房屋权分离,以混淆视听,利于实现日后处理土地时的随意性。”这也引申出对很多“习以为常”的房产概念的质疑,华新民认为政府应该废除土地出让制度和出让合同,“对于业主本人来说,也不能因为别人拆毁自己的房屋,就认同将自己的身份变为’拆迁户’。”“四合院大部分是私宅,土地和房屋均属私人所有,不经业主同意,政府将个人物权擅自卖给房地产商是不可以的。每天进行的招、拍、挂全都没有被人在意,直到发生强拆才被关注,事实上招拍挂本身已经不对,前些年的“协议出让”一样不对。”

四合院的产权被侵犯后,房屋建筑也同时失去了保护。“旧城并不需要改造,旧城是由老宅组成的,这些老宅从来都是自己修缮的,在1966年前以及清代和民国的房屋,基本都由业主个人修缮,这是很自然的行为。文革后,四合院呈现出密集居住的特征,逐渐衰败。这并不是旧城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运动的结果,是侵权的结果。”

本报记者 程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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